副文本里讨生活：断句、索引与校勘记

三年后，此事成真。1934年1月，《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三期出书之际，张元济“‘百衲本’行而殿本之二十四史可废”言论登出，日后每期发售广告均可见此议，同文刊登搜集各史善本之经过，以及殿本之误[5]。此前张元济已孜孜不倦于正史善本的搜集与校勘工作达十数年之久，商务印书馆1930年成立校史处后，张氏开始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校勘。殿本与各旧本详加雠对之下，积成校勘记百数十册。全稿繁赜，董理需时，衲史印竣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只得提要钩元，选录出有代表性的164则校勘记成《校史随笔》出版[6]。至于为何重视古籍的校勘，时人常有疑问。他们疑惑于古籍出版主体“为什么不肯苟且塞责，照样翻印便了事呢？为什么必须广搜异本，仔细校勘整理呢？”更何况这“给一般读者们阅读的书何必加以如此的详尽的校勘记呢？这些校勘记对于他们有什么用处呢？”彼时有持论公允者认为，校勘工作“虽然耗费了很多的力量，这整理却并不是无意义的”，因为认真的校勘使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同时，这也“节省了无数读者耗费在‘校勘’这个传统的工作之上的时与力”[7]。包含校勘记在内的副文本的广泛生产，一方面自然属于学问创作，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时易世变后传统文化习得能力的普遍下降，副文本的加入无疑有利于古籍阅读门槛的降低，客观上能够促进阅读的民主化。在方便古籍丛书的检索上，出版机构各显神通，包括编制索引、附加四角号码检字法、增置页码等。如出自王云五之手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不但商务自用，如《各省通志》所出六种，即用该法编制索引附诸各志之后；其他出版机构也将之视作检索全文便利之工具，如《<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即附四角号码检字法。基于参考书目、索引等的加入，开明书店将《二十五史》定位为“研究、检阅，两皆适宜”之书，并将内页中全书页码顺次统排，中缝做标记，以便翻阅、检索[8]。在方面阅读上，不得不提句读。近代出版业，为古籍加标点可谓风靡一时。尤其于30年代经济萧条时，上海书贾“感想到生涯之不振，乃异想天开，将所有旧小说，施以标点，大翻其版，此行彼效，互相竞争”[9]。古籍加标点最初的范围是诸如《红楼梦》《楚辞》《笠翁曲话》《陶庵梦忆》等在内的文学作品，尤以旧小说为流行，如亚东图书馆的系列标点小说；后来明人文集与笔记、词曲，乃至鼓词唱本，如《刘镛私访》《黄爱玉上坟》之类也翻印出来，加入标点大军；再继之以包括历史著作在内的国学图书，也涌入句读俱乐部。1930年代中期，古籍丛书标点事业的如日方中，可谓有迹可循。开其先河者，盖中华书局莫属。1935年，中华书局为缩印版六开本《四部备要》全五集中的部分图书添加了句读，包括经部《四书集注》及《十三经古注》17种10册；史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明纪》《国语》《国策》计30种68册；子部周秦四十子及浅近性理书等计51种19册；集部《楚辞》《文选》《古文辞类纂》等诗文词总集计28种22册[10]，共计126种119册8000余卷图书[11]。中华书局此前已经出版过五开本的《四部备要》全五集，此次缩印版六开本全五集预约活动原定1935年1月31日截止，2月初称将延期至4月，并出台了新的预约简章。第一次预约时，未有添加句读的计划，并拟于1935年7月起出版。因聘请专家加点句读，“已制版者完全毁去重制”，不得已延期4个月后才出版第一期[12]。中华书局中途更换出版策略，也许与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有一定关联。《丛书集成》于1935年年初发售预约时，便计划全书加入句读，同年年末出版第一期时句读如约而至。而在更早的同年8月，开明书店出版了精校断句的《六十种曲》。此后，世界书局出版的《珍本医书集成》亦步亦趋之下也全书添加了句读。

关于古籍的校对工作与质量，时人常有议论。从复制技术角度出发，不论排印还是影印，二者均涉及校对工作，前者是对内容的校对，后者指向摄影底片的描润；标点加入后，校对工作又增加了检验断句是否正确的工作。标点是否适用古籍，以及适用哪种古籍，则是有关古籍句读存在合理性与否的争议，与校对相干性不大，在此不做讨论。因彼时校对工作往往也含括对标点断句的检验，因而下文将与之合并讨论。

造成内容以及标点错漏百出者，与校对工作制度有密切关系。出版机构采取的校对管理方式主要包括两种：社内自设项目制式的校对处，以及机构外的外包制度。自建项目制式校对处者如商务印书馆，为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商务于1930年成立校史处^[13]，日常人员达十一二人，主要从事校勘和描润两项工作。张元济制定了严格的工作规范，不但亲自拟定《修润古书程序》《修润要则》《填粉程序》等工作规程，更要求职员每日填写工作日记，当晚检查工作进度，并逐页复校当日底样，次日返回各人手中。校史处职员做“死校”，即初步选定一个古本为底本，拍照后印出底样，将之与各个旧本对校内容差异，逐一记录在底样的天头上，所有版本对校完毕后再移录成校勘记，做到“不漏”；张元济除逐日复核对校外，还要“活校”，即定异文是非、判断择定版本的好坏^[14]。描润工作及其具体步骤，张元济曾专门撰文《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总结如次：

作为当年校史处校对职员之一的王绍曾，曾对张文上述步骤做过更为详尽的阐述。他认为正是因为“在加工过程中，无意之间，在各个环节中，都容易发生一些新的讹误”，比如“以粉笔洁版，可能侵及文字，梳剔溢墨，很可能剔去笔画；精修者损益之间，也很难不出点问题；至于是正点画之误，或填补原缺及近磨灭之字，只要用心不专，或以意为之，都可能发生新的差错”^[16]，作为总校对的张元济为力避差错，于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修润古书程序》《修润要则》《填粉程序》，作为指导、优化、考核工作的依据。张元济又从优化阅读、保留版式美观出发，制定了对制版、制线的要求指南。《晋书·纪传》《宋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均订有《制版须知》，《新唐书》订有《修线要则》。须知与要则，从版框、行线、字形的拼接、粗细、宽窄、肥瘦到墨色的浓淡等方方面面对正史的版面制作进行约束与规范，力求实现文本内容与物质形式之间的统一。

中华书局出版《四部备要》时，为求“一字不误”，花费了不菲的人力、财力。全五集出版第一个版本六开本时，中华书局对外公布了工作人员信息，其中校对人员包括复校者15人，初校者8人，其中延请到耆宿10余人^[17]。每排一书，先由印刷所校三遍，继由校勘部复校三次，每次由3人轮阅各一遍，共计九遍，再由总校复勘一二遍，总计校至十三四遍^[18]。此外排、印、订工作者另有200余人。自1920年筹划以来，《四部备要》作为一项持续有年的出版工程，工作人员的日常规模以十年300人计，则“300人工作10年约合100万工”，每集约须20万工。

中华书局对自家校对工作信心满满，曾在《四部备要》全五集重印时，宣称全五集自“出版以后，重行磨勘，十八万叶之中，错误不过十数”^[19]。从商务印书馆的古籍丛书校对工作中看，要做到中华书局的“一字千金”的程度远非易事。作为校对环节之一的描润，便很容易失误。据王绍曾回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史处“描润的人有时用朱笔描润，不注意将避讳之字，当成缺笔填补，张先生于总校对时与另一份未修之叶对校，一经发现，就谆谆告诫，引起描润者的重视”。然而百密一疏，差错总归难免，王绍曾评价《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错讹称，“描润时间有描错的字，这是校史处工作中的粗心大意造成的，非张先生始料所及”^[20]。张元济竭力避免的错讹，通过制度化的约束依然有漏网之鱼，遑论那些依附外包作坊而展开校点工作的古籍文本。质量堪忧，是当时批评古籍出版物的一大理由。诸如“现在的书贾因为省钱起见，多是不请一个校对员，拉一个小学的学生或学徒就来乱抄”^[21]类说辞并不鲜见，建基于揣测之上的看似牢骚之论，虽然未必属实，倒也揭露了古籍外包点校的工作模式之弊。

包揽出版机构点校工作的小作坊，大多由私人承包，再延揽若干人员共同完成。如1936年有篇以古籍文本为第一人称“我”叙事，以“我”的再生产历程为叙事脉络的社会观察文章所述，句读的添加工作即被包工给了社外人员，这个“工场老板，他从各书坊里兜搅了生意回来，雇着这些标点工人，来把我们标点一番”。古籍文本被承揽句读工作的老板带到家里去，“那个家，毋宁说是一个工场，几只蹩脚的桌子旁，围坐着三五个鸠形鹄面，腰驼背曲的人儿。各人手中的一支洋红水笔，不住地在我的弟兄们的身上点点划划”。句读老板所报工费为六分钱一千字，旋即被要求降至四分钱一千字，驳返后被雇佣者指责其既往工作中标点质量不精，错处甚多的事实。句读老板大言不惭地辩称：“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看得出标点错误的，不加标点也行；非看标点书不可的，不见得看得出错误。天晓得，六分钱一千，那些通人硕士肯来做吗？”这种心态折射了当时古籍校对质量问题中句读作者自我开脱的普遍心理机制，拿现实中彼时从事过古籍校对工作的阿英的话来说，虽然他也会为自己制造的错处心怀内疚，但转念一想，“好在出所藏重印，其目的除生活外，只是要供给‘当行’无书的‘通人’，以及古文学的研究者，错误之处想是看得出。而况即是所谓古本，字句点逗的错误，亦时时有之”^[22]。在为生活所逼不得不“出卖灵魂”的校点人，以及甩手掌柜之出版机构二者的助长之下，标点几乎沦为古籍出版的一个姿态，是在古籍普遍标点的社会风气中的不得不为。句读的点缀价值，有时不但不方便阅读，甚至反而阻碍了阅读，最终沦为有害无益的累赘。因此，在“我”的眼中，工场老板及其员工“一天还点不到二万字”的断句工作卑贱而廉价，与往昔将之作为名山事业来比有着云泥之别：

再经历了“四角一千的排工，五角一令的印工，三角一万的钉工”的排印和简装后，“我”被带回出版机构接受校对的洗礼。校对工作由“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完成，这位年纪轻轻的古籍文本校对员，有着“蓬乱的头发，枯黄的脸色，和充满着血丝的眼珠”，不但“已完全没有青年人的健旺热烈的气概”，还“满怀悲愤”，这样的心绪与其杯水车薪的薪资脱不了干系。15元月薪，是其“早晨八点钟来，工作到下午六点钟回去，吃自己的饭，住自己的房子的一个月的代价了”。相比之下，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校对人员，待遇显得极为丰厚。校史处职员的薪资每月50元（工期满一年加10元），每年年终还多发一个月工资，日常食宿免费。住房是商务所租极司菲尔路中振坊两幢三层楼的新建小楼里，办公、住宿一体，“每月房租用银子结算，房租相当高，左邻右舍，不是银行经理，就是有钱的寓公”；伙食费每人每月花费12元，午餐、晚餐顿顿七八个菜，荤菜占三分之二^[24]。看来，悲愤先生之所以悲愤不是没有理由的，入不敷出的生活直接影响了他的工作态度与质量——“我”被这位悲愤的校对先生用着悲愤的心绪，“胡乱地校过两次，随处留着可笑的错误，带着被虐待、被侮辱的印记”。古籍文本的断句与校对之潦草可见一斑，敷衍的背后于“我”的亲身经历中更可见成因。

据“我”描述，上述悲愤的青年，还是这一小型出版机构内唯一专请的校对员工，其他同类型出版机构的校对工作，“大部分的书都是用的五块钱包校十万字的价值，被人抢着去做”。有的出版机构在经由外包的三校后，还会续上四校，作为付型前的最后一个校次，由社内自设的校对部负责。规模稍大的出版机构会“供养着五六位老先生”，专看四校。规模较大的印刷厂，除了承印出版机构的排印工作外，甚至能够将所有的出版工序从小型出版机构手中外包下来，其中的校点工作再由其外包出去，出版机构于此仅负责提供古籍原文即可。这些“寄生”于古籍校点工作的外包“可怜人”，不论受雇于谁，都同样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处掣肘。日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仰晨，于1935年时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排字学徒，因供职的印刷厂一时承印了大量古籍印制工作，他经常跑外勤帮印刷厂取包工出去的校样，在此期间接触过两位印象深刻的外包校点人员。他们是一对从福建来上海讨生活的年轻兄弟，两人都是大学生，哥哥二十七八岁，弟弟二十四五岁光景。二人住在一处老式弄堂里的三楼亭子间里，四壁泛黄，光线乌黑，空间逼仄。兄弟俩夜以继日地工作，同时为几家印刷厂看校样，从初校做到三校，按所校字数领取报酬。三校既毕，校稿交由来收稿的王仰晨带至印刷厂，由厂内负责四校。厂内的四校，无异于是对三校工作的检视。这些负责最后校次的老先生们，“眼睛特别尖，掌握得也极严格，每错一个字以至一个标点，都要积累后扣罚酬金。遇有错，就以红笔在校样上划出并打一个三角符号”，弟兄俩称之为“粽子”。退回的校样一到手，他们就忙不迭地查找吃了几只“粽子”，遇“粽”便流露出悔恨和沮丧的神情。这对兄弟显然于校对质量上不敢造次，与上述“我”遇到的那位悲愤的青年不可同日而语。这大概与其未被专请于出版机构之内分不开关系，毕竟声誉不佳则接不到活计，时时面临饭碗不保之虞。王仰晨对其遭遇，报以深深的同情，认为校对先生专挑诸如“亳”“毫”，“刺”“剌”，“挾”“梜”，“壶”“壺”等等，“稍一疏忽就极易出错”的字，以及诸如“田”或“一”等排字排倒了，又因校样印制不清而极难分辨的字，来难为两兄弟，“于校对先生来说似乎是有意的恶作剧”^[25]。这出于有意或无意的“恶作剧”，虽然确实能从客观上提高古籍文本的质量，但是做得多了，不知不觉间便砸了人家的饭碗，很快两兄弟就搬离了住处不知所踪。

遭际如福建兄弟者，恐怕不在少数。商务印书馆鉴于校史处的描润人员储备不足，也曾招聘过临时雇员。1931年，他们登报雇佣两名拥有高中以上学历、文理兼通、擅长书法者，工作条件是在家办公，计件发薪。结果引来300多人报名，最后挑中了两位丹青妙笔。一位来自家徒四壁的五口之家，另一位则居无定所，住在提供“一元铺”的小旅馆，挤在住有十多人的双层通铺房间内，一天当中还不能全时拥有床铺空间，须与另一人平摊十二小时，房内连张桌子也没有。这位可怜的人最终未被录用^[26]。诸如此类穷困潦倒的待业青年，盈千累万地分布在经济萧条的30年代。他们拥有相对优渥的学历，却求职无门找不到固定职业，总在等待一份勉强糊口度日的临时性文字工作，这份工作也许永远等不来，等来了也无法长久。他们箪瓢屡空的生活，透过纸背诉说了一部别样的古籍文本生成史。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文字工人，在背后敝裘羸马地做着含括句读在内的副文本工作，古籍才得以顺利出版。但是这一群体于古籍出版活动中又可谓毁誉参半，即便值得报以同情之理解，但客观上确实也为当时的古籍文本带来了诸多质量风险，在断句工作中尤为如此。标点是否有误往往是时人是否支持为古籍断句的关键，毕竟有错之古籍，贻害深远。“无论其是否标点人之错误，姑概以失校论。而能知其错误，固属无妨；若不知其错误，则认此标点而寻文义，宁不引入歧途。故以无句读为较善”^[27]。宁缺毋滥观加重了对加点古籍的反感，尤其莫不有标点的一折八扣之出版物，“其书错字之多无论矣，标点之谬误，更不可胜计，对之令人大不快”。以上可谓中肯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