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吴畅畅对粉丝文化的关注，始于2005年《超级女声》爆红的那个夏天。那一年，他刚读博士，研究方向是广播电视学。当时，中国广电行业正经历黄金时代，而“超女”无疑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大众文化事件之一。
2006年，吴畅畅的一位好友完成了一篇研究《超级女声》粉丝的硕士毕业论文，却在盲审时被毙掉了，理由是“这有什么好研究的？这种非理性的低俗东西不值得研究”。吴畅畅至今还在质疑：“我信奉‘存在即合理’，做研究怎能带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和偏见？”好友的遭遇，让他“逆反”起来，亲身“入坑”。他深入一线，参与人气综艺制作，与近100位粉丝持续沟通、深度对话，调查追踪中国粉丝经济和粉丝文化的变迁。20年后，他把所思所想都汇在新作《偶像与我：狂热、共情与自我构建》（简称《偶像与我》）里，内容涵盖从“超女”的全民狂欢到如今流量爱豆的“塌房”，完成了一次对中国粉丝文化的长时间观察。
“毒唯（偶像团体粉丝中仅支持某一位艺人且恶意攻击其他成员或合作对象的不理智群体）”“辱追（以侮辱、嘲讽或贬低的方式进行追星的行为）”“切瓜（主要应用于韩国K-pop粉丝文化圈，特指粉丝为支持偶像而在音源平台上有组织地刷音源、打榜的行为）”……在和《环球人物》记者的聊天中，他不时蹦出“饭圈”暗语，宛如资深娱记般对娱乐圈熟稔于胸；又时不时给出深刻的见解。“初中时，我周围的小女生疯狂追小虎队，直接说‘林志颖是我的男朋友’——这跟现在的‘梦女（幻想与现实偶像建立情感连接的女性粉丝群体）’有什么区别？这种偶像文化，在每个时代的表现形式不太一样，跟随时代而发生变化，但其内核几乎没变过，很稳定。”
偶像文化与青年成长
《超级女声》的粉丝群体，是《偶像与我》里的第一拨研究对象。“我当时在长沙街头，常看到有粉丝组织应援活动，拦着路人为偶像拉票。路人被劝动投票，粉丝会送小礼物；路人觉得操作麻烦，他们会代包代办搞定一切；专门为投票开通短信服务的，他们还会很有“道义”地在操作完再帮人家关闭服务。吴畅畅觉得这一现象很有意思，“我说我可以投票，但投完你得跟我聊聊”。
那个夏天，吴畅畅与8位长沙街头参加应援活动的亲历者、11位在电视机前关注并参与手机投票的粉丝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些人联系至今。“这是粉丝这一群体在大众视野内的首次集结与现身，偶像文化持续冲击着主流社会认可的青年成长路径。”
与“超女”同时期，还发生过一起全国热议的个体“追星”事件。粉丝杨丽娟因迷恋刘德华，不上学、不工作、不交友。父母为支持女儿追星，尽管家境一般，却全力“托举”，几乎倾家荡产。2007年3月19日，一家三口赴港，杨丽娟参加了刘德华的歌迷生日会，与偶像合照，但依然没机会道出心声。杨父得悉后非常难过，当晚留下遗书跳海，经抢救后不治身亡。“那时有媒体采访了我，我当时就发现一个问题，大众对于粉丝的了解，或者说大众媒体对粉丝的报道，从一开始就起于负面。”吴畅畅说。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大众及学界对粉丝的看法也是从负面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对粉丝的基本判断都离不开狂热、痴迷、暴力等标签。“这或许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有关。”吴畅畅说。法兰克福学派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鼎盛于五六十年代，代表人物包括刚刚去世的哈贝马斯等。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的重心已从生产转向消费。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综艺节目，都是文化工业的量贩消费品，它们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大众在文化工业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1992年，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出版了《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首次将粉丝作为积极的参与式创作者进行研究，颠覆了传统学术界病态化这一群体的认知模式。这本书因此也被认为是粉丝研究的开山之作。
吴畅畅说自己是“非粉丝”，在一个“介入”并“抽离”的观察位置上，对这一课题保持着理性的距离和巨大的热情。
一半理性，一半疯狂
《偶像与我》的余论标题是“粉丝或‘饭圈’，一半理性，一半疯狂”。在吴畅畅看来，粉丝行为背后既有情感投射与自我建构的心理需求，也受制于资本精心设计的商业逻辑；既有个体真实的“为爱发电”，也有被平台和数据异化的“情感劳动”。
他们有理性的一面，“比如在微博上写日志，讲自己为什么喜欢偶像，讲偶像对自己生活的重要性。那些日志虽然充满感性直观的描写，但写日志本身带有自反性——梳理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的追星心路历程，这是一种理性的表达。”可同时，他们的集体打投、控评、反黑等，又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集体狂热，是集体无意识被调动后形成的整齐划一的社会行为。
集体无意识如何产生并实现？这其实是吴畅畅一直以来关注的问题。早期，他聚焦广电产业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支撑政治经济学宏观框架的那个“底座”——受众基础，“很少有学者去讨论这些普通人的存在。”之后，他将目光聚焦于粉丝和粉丝文化上。
吴畅畅既往的学习经历涵盖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他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同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在职博士后，研究领域涵盖新媒体与政治、青年文化与行动主义等多个方向，这让他的研究具备了不同的角度与广阔的视野。
真正让他“打通”研究与实践的，是另一个身份。2018年，吴畅畅担任综艺节目《创造101》的总编剧顾问。此前，他虽然做广电研究10年，走访过许多省级卫视，但总觉得“差口气儿”：“我接触了很多行业人士，但从来没有深度参与。不知道一个节目制作过程中会遭遇多少力量的干预，一个文本如何成为最后播出的样子。”
《创造101》的经历，让他从产业内部观察粉丝文化的生成机制。他参与了数万人的前期海选，看到了不同“款型”的女孩如何被筛选出来，也看到了粉丝如何被召唤、投票规则如何设计、参与感如何被资本吸纳与变现等具体过程。
“《创造101》为什么那么火？因为它为当时的观众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女生形象。”吴畅畅说，“正是因为有不同的类型，才能在粉丝的精神世界里制造出不一样的想象关系，形成不同的粉丝类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部分当代年轻人的公共参与，是通过‘粉丝’这个身份完成的。”
既不误读也不仰视
吴畅畅在新作中探讨了很多有意思的粉丝类型，比如“辱追粉”。这个群体以侮辱、嘲讽或贬低的方式进行追星，对偶像嘘寒问暖，但也质疑、贬低，甚至辱骂偶像。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人仰望明星，到如今粉丝边爱边骂，吴畅畅认为这与新媒体的自我赋权有关。
“现在的粉丝平等意识特别强烈，但这种平等意识是基于他们和偶像‘打包’的关系上——我跟偶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我要为他发声，我要让他被市场认可。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粉丝动不动就跟经纪公司吵架，严厉批评和建议‘你们该怎么怎么样’。但另一方面，有时候他们替偶像发声的样子，又很像仆从和帝王、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我完全为你服务，把自己放得很低——这些都是东亚文化里的权力关系模型。它们构成一组悖论。”
吴畅畅说自己接触的95%的“辱追粉”都是线上的“恨铁不成钢”。一边骂，一边还要帮偶像收拾烂摊子、出谋划策。他们有时候很像家长，天天对偶像念叨着：“你为什么又要恋爱？你被骗得还不够吗？赶紧演戏吧！”“你可不可以换个造型设计师？”
追星这件事，在吴畅畅看来，很像粉丝人生轨迹的一个“缝合点”。“之所以追星，是因为需要精神他者的陪伴；当粉丝不再迷恋偶像，意味着这个他者的任务完成了，可以退出粉丝的人生轨迹了。‘塌房’为什么会让粉丝崩溃？因为偶像在粉丝心里是一个完美形象，如果这个形象坍塌了，向外的投射机制就失效了，人生课题就结束了。所以没必要把什么都归咎在粉丝身上，也不用动不动把粉丝拿出来当靶子谩骂。”
吴畅畅对粉丝文化的研究立场，可以概括为“既不误读也不仰视”——他拒绝将粉丝简单标签化为“脑残”或“疯狂”，也警惕一味为粉丝文化辩护的浪漫化倾向。他觉得国内青少年研究有个问题——最后的落点一定是“怎么引导”，“为什么不能先去理解？现在的青少年有自己的文化、情感语法，不喜欢别人在外面横加一个东西说‘你应该怎么做’”。
研究粉丝文化20年，吴畅畅有自己的原则：进入粉圈，参与聆听；离开粉圈，静心研究。“特别是在和粉丝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把自己定位成聆听者、交谈者，不是拯救者，更不会产生猎奇的心态。”吴畅畅说，“说到底，大家都是普通个体。”
来源 | 环球人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