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镜头缓缓推向远方，它所追寻的，往往是创作者内心深处早已埋下的回响。对于独立纪录片导演王迩静而言，这场远赴巴西记录无地农民运动（MST）的“南行”，便是一场直抵内心的自我追问：她的镜头里，记录着巴西农民在现实缝隙中的顽强抗争；而镜头背后，折射出的则是她从湖南乡野到上海都市，从机构内制作者到独立创作者的个人跋涉。这一切的起点，始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2020年，她进入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求学。这片土壤为她日后的求索绘制了第一张清晰而深刻的思想地图，让这场跨越山海的追问有了清晰的坐标。
2024年，王迩静从传播学院毕业
求学时代——在知识的旷野中辨认方向
早在中学时期，王迩静就已经有了模糊的人生方向：她想尽可能深入地体验世界，并找到一种能够承载这些人生经验的表达方式。多年的绘画训练、对文学和电影的浓厚兴趣，让她自然地靠近了影像。吸引她的，正是影像所拥有的开放性——形式可以被打破、结构可以被重组、视听语言更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边界，让个体的私密经验接入到到更广阔的交流之中。顺理成章地，她报考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走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
在华东师大求学的几年，她一边舒展自己、一边慢慢寻找方向。她并没有急于拿起摄像机，而是选择先“打开视野”。她深信“吾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华师大跨学科的弹性选课制度，则给予了她自由生长的土壤。她穿梭于不同学科的课堂：姜宇辉老师的哲学让她学会思辨、刘擎老师的政治学让她洞察权力结构、朱宇晶老师的社会学让她理解群体行为，历史学系的“电影里的中国当代史”课程则让她看到了影像与历史的互文——这些课程看似与拍摄技巧无关，却不断促使她去追问：影像介入现实时，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在镜头的选择与取舍背后，是否已经隐含了某种叙事立场？
在华东师大，她遇到了一批“把问题意识和生命经验嵌进学术”的老师。传播学院的吕新雨老师对她影响尤其深远。对于她来说，吕老师身上有种“高山仰止”的人格力量，她的研究从不局限于书斋。无论是梳理和参与中国新纪录运动、深入调研“村超”、还是长期关注全球南方议题，所有研究都建立在真实的现场参与之上。这种治学路径让王迩静意识到：学术研究、现实行动与影像讲述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一个人可以一边思考宏大的社会结构，一边双脚泥泞地进入现场；既可以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也可以同时做一个承担责任的行动者。后来在林哲元老师的课上，王迩静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台湾左翼文学与白色恐怖的历史，看到电影如何成为承载“被遮蔽的历史”的载体。
这份思想底色，伴随她通过华东师范大学的交换项目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个学期的学习拓宽了她“对影像与知识生产的理解”：在区域研究的课堂上，她见证了人文与社会科学如何在具体语境中彼此交融、互相激发；实验艺术课程则向她展现了影像实践的多元可能，让她领悟到创作如何突破既定的叙事规范；校园中开放直接的讨论氛围，也让她真切感受到影像与学术、社会议题、公共讨论之间自然而紧密的交织。这段学习经历让她明白，影像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介入社会的方式。
王迩静形容自己是“风险偏好很低的人”，她并非一开始就有勇气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热爱的事里，最初对未来的规划是找一份能兼顾创作的行业工作，“现在看好像走了些弯路，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必要的试错”。回看那段不断试探与选择的过程，她形容它像数学里的“二分法”。答案并非一开始就清晰，而是在一次次尝试中逐渐浮现。从大一开始，她不断尝试不同路径的实习与创作：剧情片、广告、视频课程、剧集制作。她在各种生产流程中穿梭，却慢慢发现，在可控的环境里复刻别人的故事，根本打动不了她——她真正想做的，是走进“真实的人与处境之中”。
后来，王迩静进入B站纪录片中心实习，在哔哩哔哩纪录片内容总监人张昊等前辈们的带领下，她第一次系统了解了纪录片从提案到发行的完整流程。相比于行业机制的运作，更重要的收获是对纪录片内容本身的判断力——什么样的议题值得持续追踪？什么样的讲述方式更有力量？也是这段经历，让她确定纪录片是自己真正愿意长期投入的方向。
2023年，王迩静（一排左二）在B站纪录片中心实习
毕业后，她进入纪录片制作公司，开始了更密集的一线拍摄：在特拉维夫的街头，她采访抗议内塔尼亚胡的示威者；在纽约时代广场，她记录选举前夕涌动的张力；在洛杉矶大火之后，她跟随当事人走进被烧毁的社区。当具体的人物与更大的社会结构、历史时刻交织在一起时，她感受到一种只有纪录片拍摄才能带来的强烈联结感，“像是融进了对方的生命里，又像是被带到了一个更广袤开阔的地方，时间和自我都变轻了。”
然而，高密度的拍摄也把此前她在课堂上思考过的伦理问题，变成了摆在眼前的具体困境：如果换一个叙事立场，这个故事会不会不一样？镜头究竟是在讲述，还是在消耗当事人的伤痛？这种拉扯让她陷入长时间的焦虑和低落，也让她下定决心，去寻找一种更独立、更有自主性的创作路径，去回应这些困惑。
转折时刻——走向真实的人与处境
带着过往积累的经验与未解的困惑，王迩静开始尝试重新梳理自己对纪录片的理解和方法论。辞职后，她为上海纽约大学的陈君楠教授担任研究助理。在陈教授的支持下，她获得了一段宝贵的“缓冲期”，得以进行额外的探索与创作。“这或许正是开启独立项目的最佳时机。”她心想。
在此期间，她一直与吕新雨老师保持着联系。收到吕老师旁听课程的邀请时，王迩静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课堂上，当吕老师谈起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田野计划时，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心像是被击中了一样”，她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高迪娃”上如是写道。
课后，她查阅了大量资料，逐渐了解到MST的全貌：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简称 MST）是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农民社会运动。尽管巴西拥有全球第五大耕地面积，但由于殖民历史与资本结构，土地长期高度集中，大量农民没有土地可耕。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MST通过占领闲置土地、建立合作社和社区学校等方式，推动土地改革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
这一选题瞬间点燃了王迩静的创作冲动，她决定以独立导演的身份远赴巴西拍摄MST的选题。对她而言，这个选题把她长久以来的兴趣点和困惑——对当代左翼运动的好奇、对贫富差距与结构性不公的愤懑、对现实困境的无力感，突然拧到了一起。
在调研阶段，她反复叩问自己：“如果有机会去拍秋收起义或延安时期的农民运动，我会去吗?”答案是肯定的。而当下仍在发生的MST,正是同样值得亲身进入的“活的历史”。然而，理想固然美好，但顾虑仍然存在：这将是她第一次独立完成纪录长片，而且拍摄地点远在南美。资金有限。她需要独自组建团队、统筹联络，深入调研并参与摄像工作，无数未知的挑战摆在面前。但内心深处对选题的强烈渴望，以及此前跨国工作积累的经验，给了她极大的信心。最终，在父母的支持下，她做出了一个需要极大勇气的决定：花光积蓄，以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身份，远赴巴西，记录这个故事。
决心既定，筹备工作随机紧锣密鼓地展开。为了让拍摄真正落地，团队的组建成为首要问题。除了预算与语言的现实考量，王迩静更在意的是视角本身。她深知，即使做了四个月的资料调研并学习当地语言，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创作者，她对巴西社会的理解仍然有限。她希望有真正了解当地语境的人加入，以填补那些可能被忽略的盲区。
她先是联系了一些巴西的电影人，请他们推荐摄影师和执行制片。落地后便逐一深入沟通，最终幸运地找到了理念契合的摄影师和制片。出于对MST长期的兴趣与敬意，这些巴西本地电影人自愿降低一半薪酬参与拍摄。“这不仅是一次合作，”她说，“更像是与志同道合者的相遇。”
王迩静在出发前还学习了一些基础葡语，即使只是简单的问候，也能在初次见面时迅速消弭距离感，让对方感受到善意。与此同时，她还带去了几十本从各处搜集到的早期版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其葡语版本。许多MST成员虽熟悉毛泽东的思想，但这本书在巴西并未正式出版。收到这些书时，不少成员非常激动。一位协调员一边拥抱她，一边含泪讲起她父辈参与运动的往事。
在介绍自己时，王迩静也会讲起自己的成长背景——一个曾在湖南农村生活过的女孩，希望理解当代农民运动的处境与经验。“就像交朋友一样。你要了解对方，首先要让对方了解你。”她深知，在异文化环境中拍摄，如何既有尊严又足够敏锐地呈现当地人的生活与时代处境，往往是跨国纪录片最大的难点。因此，在拍摄过程中寻找彼此之间可以共情的桥梁非常重要。“我其实很喜欢纪录片研究里 ‘Encounter’（相遇） 这个概念，”她补充说，“很多时候，纪录片并不是简单地去‘记录’某个人或某件事，而是人与人之间一次真实的相遇。”
2025年，王迩静在巴西拍摄时和拍摄对象、制片人的合影
亲临现场——当生活扎根土地
真正到达巴西，王迩静才切身触碰到MST所处语境的复杂肌理。巨大的贫民窟、圣保罗与里约富人区高耸的围墙和铁丝网、城市里频繁发生的暴力犯罪，以及城市中产对MST的种种偏见与误解——共同构成了这场土地运动的现实背景。她在圣保罗街头目睹了撕裂的政治图景：巴西独立日的右翼集会中，人们身穿巴西球衣却高举美国国旗；而在博索纳罗被捕后的全国性反极右翼大游行中，人们一身红衣，紧紧拥抱巴西国旗。不同立场的人群在同一座城市里行进、呼喊、交汇、冲撞，各自呐喊着关于国家的不同想象。
而能够真正走进MST的营地，离不开成员们的信任与支持。他们的开放与接纳，让这场跨越山海的记录成为可能。
为了更好地讲述这里的故事、融入这里的人群，王迩静把拍摄变成了一段共同生活的过程：她住进简陋的塑料棚里，跟着大家下地劳动；走进营地夜校，和爷爷奶奶们一起上课、学习认字。令她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拍摄一个刚刚建立的营地时，条件十分艰苦：棚屋完全由木头和塑料布搭建，没有常规的洗澡和卫生设施，电力供应也时常中断。但为了真正浸入营地的生活，她和团队最终决定住在营地里，几乎二十四小时与成员们在一起。王迩静说，她尽量把更多时间留给倾听与等待，让关系在日常相处中慢慢建立。
2025年，《南行漫记》拍摄现场的王迩静
许多珍贵的信任，便如此在这些日常相处中悄然生长。她记得抵达第一个营地那天，村里正好在为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庆祝生日。音乐一响，大家就把摄制组拉进舞池，一起跳舞、分享蛋糕。“那天其实没有正式拍摄，但正是那样的时刻，让彼此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王迩静回忆道。
【具体的人】
在营地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王迩静在华东师范大学课堂上构建的“知识地图”，被现实一次次地印证与激活。那些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不再停留在文本之中，而是在具体的人与生活中获得了回音：从贫民窟的家暴中走出并获得土地和工作的女性、从文盲到大学生的青年、在农药中毒的苦难中转向生态农业的农民……她亲眼目睹，一个个原本看似注定的命运，如何被实实在在地改写。这也正是她拍摄这个项目的初衷之一：她希望能够让人们看到，在看似固化的社会结构之中，仍有一群“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在日常的琐碎与艰难中一步步把自己的信念付诸实践。
在圣保罗州的一处营地，王迩静遇到了Julia。Julia成长于工业农场的环境中，父母常年在此工作。由于长期暴露在农药环境中，家人相继去世，唯独Julia幸存，却也因此罹患癌症，下肢瘫痪，终身与轮椅为伴。然而，Julia在轮椅上“重建生活”：她亲手设计并打理出一个遵循生态共生原则的“曼陀罗花园”。通过厨余堆肥和植物伴侣驱虫，她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生态农业方法。如今，这套经验不仅在营地广泛推广，她还被邀请到大学课堂中分享经验。
拍摄过程中，癌症带来的剧烈疼痛会让Julia不得不请求暂停拍摄，她觉得疼痛中的状态可能“不太体面”。对于纪录片导演来说，这样的时刻往往是极具力量的影像素材，但王迩静选择停止拍摄。在她看来，相比于影像的冲击力，守护被摄者的尊严与边界、尊重被摄者的界线更加重要。
【在现场】
拍摄期间，王迩静亲历了一次真实的占地行动。摄制组和成员们一起坐在卡车后座前往现场。虽然相关法律文件已经准备齐全，行动整体保持和平，但警察仍然严阵以待，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然而，就在这剑拔弩张的临界点上，一幅极为日常的生活图景悄然展开：栅栏外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而就在栅栏内，一位母亲把年幼的妹妹递到马背上，骑在马上的女孩伸手把妹妹接过，温柔地托在怀里。
2025年，纪录片《南行漫记》静帧
这样的画面让人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并置的张力——紧张与日常、冲突与生活同时共存。
连续几天，摄制组与成员们同吃同住，共同经历占地的艰辛和守夜的漫长。这种“在场”的共同经历，也让王迩静意识到：那些看似平静的营地生活绝非理所当然，而是建立在长期而谨慎的斗争之上。这些共同经历，也让拍摄逐渐从单纯的“观察”，转变为一种更深入的相处关系。
2025年，占地守夜时，小朋友在观看拍摄内容
回望未尽——反思与远行
纪录片的片名《南行漫记》，借自1937年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当年以一名美国记者的身份走进延安，用一手观察与文字记录下中国农民运动与革命的鲜活现场，这部作品也成为国际上第一份系统介绍延安红色根据地的纪实报道。而这一次，创作团队的行进路线恰好与当年形成跨越时空的对望——从中国出发，一路南行至巴西。在王迩静看来，《南行漫记》这个名字既是对斯诺的致意，也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呼应：在另一片土地上，去接近和理解那些仍在蓬勃发生的、属于普通人的生存与抗争的现实。
《南行漫记》的拍摄方式，更接近纪录片研究中所说的Essay film（散文电影/论文电影）。这种类型通常并不围绕单一人物或事件展开，而更像一篇流动的影像散文：通过行走、观察与思考不断展开叙述。影片结构往往是开放而松散的，同时保留着作者的视角与思考。在拍摄中，《南行漫记》摄制组不断进入新的营地与社区，在不同的人群与生活肌理之间流动，拼贴出一副多维度的社会图景。
然而，在拍摄的全过程中，一个问题始终伴随着她：在停留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外来者是否真的能够理解并呈现一个复杂的社会运动？又是否有资格“替他们发声”？
王迩静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在她看来，这或许是所有Essay film都必须直面的矛盾——既需要全身心进入现场，又不可避免地保持某种距离。镜头既是通向理解的媒介，也可能成为制造误读的棱镜具。尽管巴西本土已有不少关于MST的纪录片，但从中国创作者视角出发的记录却几乎是空白。正因如此，《南行漫记》的存在便超越了单纯的记录，具备了双重使命：它既是一种观察，也是一种跨文化对话的勇敢尝试。
目前，影片正处在紧张的剪辑阶段。面对海量的素材，王迩静正在不同人物、营地空间与时间线索之间不断寻找结构与节奏。她计划在未来一年内完成影片，并逐步开始参与纪录片节展与公共放映。
另一方面，她也在思考影片未来的传播方式。她希望同时从两个方向展开：社交媒体与电影节展。“我想要尽可能地达到更广泛、更深刻的对话。”她表示，不同的传播场景会塑造不同的内容形态，除了长片登陆电影节展与线下放映，她计划利用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向公众介绍巴西的现实处境，也让更多人看见MST这场长期被忽略、被误读的底层社会运动。
2025年，《南行漫记》在全球南方学术论坛放映
在王迩静看来，社交媒体和短视频是当下独立创作者进行自我阐释、建立观众连接的重要渠道。从巴西回来后，她开启了全网同名的自媒体账号——“高迪娃”。这个名字源于欧洲传说中的Lady Godiva。相传她为了让伯爵丈夫减轻对居民的沉重赋税，选择裸身骑马穿过城市，为民请命。
“其实十多年前我的网名就叫‘Godiva的马’”，迩静笑道，“当时很被这个故事触动。但我觉得自己做不了那个舍己为人的Lady Godiva，至少可以做那匹驮着她的马。”后来，她学习传播与影像创作，开始记录那些为社会正义与公平奔走的人们，“回头看，好像变成了一种奇妙的预言。”
与此同时，她也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在电影节与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在她看来，影院所构建的影像、声音与空间交织的沉浸场域，是任何移动终端都无法复制的。因此，她渴望《南行漫记》能走上电影节与大银幕，与观众进行更深度的灵魂共振。
这一年的独立创作历程，也悄然重塑了她的纪录片美学。她坦言：“有些真正好的纪录片，其实是超越文字语言的。”相比高密度的信息与对话，她开始对跨媒介的表达方式产生兴趣，希望通过不同媒介与感官经验的结合，去传达情绪、氛围和处境。她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这也是自己仍然在学习和尝试的方向。
她希望这部作品不会停留在“一次拍摄”。在拍摄结束之后，她依然与许多MST成员保持联系，也计划在未来再次回到巴西，甚至在南美其他国家继续进行相关的观察与拍摄。
“在更长时间的往来中，让这段关系慢慢延续下去。”
结语
从华师大的课堂出发，王迩静用一场深入“全球南方”腹地的拍摄，完成了从理论学习到社会实践的闭环。她的《南行漫记》既是一部关于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纪录片，也是一位青年导演立足专业、回应时代、躬身实践的真实探索。
如今，她寄语学弟学妹们在大学期间不仅要重视独立创作，更要善用自媒体与世界建立连接。这正是她当下的践行——从幕后走到台前，与更广泛的观众直接对话。
她的旅程仍在继续，那张始于校园的“知识地图”，正指引着她走向更广阔的思想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