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吟涛总是那个最先将“看呀STV”的视频转发到朋友圈的人，作为SMG融媒体中心新闻采访部的副主任，他认为这是“运营人的职业要求，用于启动传播”。除了转发，他还会附上几句带有主观色彩的“锐评”，评论是社交媒体内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善于发现，拥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才能引起受众的兴趣与探讨”。事实上，“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李吟涛选择踏入新闻业的初心。阔别传播学院二十年，他从轮岗各条线的实习记者，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新媒体生产团队负责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始终是他的座右铭。
2012年10月 李吟涛访问BBC
机遇时代
新世纪的灿烂曙光播撒向九州四海，无处不充满希望，无处不欣欣向荣。2001年9月，刚刚踏入华东师范大学校门的李吟涛，也迎来了自己的机遇时代。
填报志愿时，李吟涛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不学高数，因为理科不好；二是一定要选择能发挥自己在语言方面特长的专业。”受到身为媒体人的父亲的影响，他最终选择了华东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是隶属于中文系的一个小专业。我在大学的四年里，见证了它与传播学院的其他专业一起，共同成长为现在的传播学院。能以传播学院首届毕业生的身份走出校园，成为传院的大师哥大师姐，非常自豪。”
“专业学习一定是大学生的主业。”在21世纪初，音视频剪辑正在从线性向非线性过渡，很多软件是英文的，网上并没有太多教程。尽管高中学业压力不小，担任高中广播站站长的李吟涛还是请父亲给自己下载了一套音频编辑软件，用来制作学校广播站的节目。通过自己查找资料和摸索实践，高中毕业时，他已经掌握了基础的编辑技能。
进入大学后，李吟涛很快投入到视频编辑的学习中。当时视频采编需要专用的电脑板卡，普通人接触不到，系里也没有。机缘巧合之下，李吟涛得到一套电视台淘汰的旧板卡。不过因为电脑配置跟不上，即使有了板卡，视频的编辑还是一波三折。“三分钟的视频要一帧一帧地渲染，有时特效多，需要整整一个晚上，甚至好几次渲染到一半就死机了，只能从头再来。”
李吟涛有板卡的消息不胫而走，这让他的宿舍成了校内影音制作发烧友们的驻地，常有学长跑来借他的设备剪片子，这也让他有了更多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有一次，学校影视节需要制作一条经典影视混剪的短片，大家围坐在李吟涛的电脑前联合攻关。当时Premier4.0刚发布，有人会调整倍速，有人会添加蒙版，如此接力操作又互相学习，“草台班子拼拼凑凑，终于把片子剪出来了”。
能与学长“混”在一起，比班上同学更早接触专业实操，李吟涛觉得自己很幸运，也早早明确了进入视频领域的发展方向。当时学校的教学主要围绕影视和传播学基础课程展开，理论学扎实之后，还需要自己创造实践的机会，“传媒不是一个门门课拿A就能有所成就的专业，它更看重实践。”
2007年11月 李吟涛在上海植物园内写生
大一寒假，《新闻晨报》有一个摄影记者的实习机会。都说照片是视频的基础，李吟涛主动申请，跟着资深摄影记者丁志平跑了一个多月，自费买胶卷、洗照片，学习拍照的技巧。大二寒假他又去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实习，参与短纪录片的拍摄。三四天时间拍完素材，剩下的工作就是跟着老师“把镜头倒过去、倒过来，研究怎么剪”。
结束实习的时候，李吟涛决定下次得找一个节奏快、参与感强、更能锻炼自己实操能力的实习。“新闻节奏快啊，每人一天拍两条”，那时的李吟涛还没意识到电视台老师的这句话代表了何种辛苦，大二的暑假，就爽快地跑去新闻采访部实习了。
“最开始跟着文艺条线记者，看起来是天天免费看不同演出的‘美差’，干了才知道，这晚班可不容易。”演出一般晚上七点半开场，九点半《新闻夜线》播出前就得赶回台编辑发稿，没有一场演出能看完上半场，还要见缝插针完成采访。回台后赶新闻也考验操作的熟练度。
当时电视台还在采用线性编辑机，要在素材带里准确找到需要的画面和采访，拷贝到编辑带，必须确保操作准确，只要有一个断点，整条片子就得重编，还要兼顾声道和声音响度，最重要的是必须赶在播出前交稿。每天拼手速，让李吟涛形成了对编辑机的“肌肉记忆”，也感受到了新闻的“速度与激情”。
毕业实习，李吟涛再次选择了电视新闻，跟随医疗卫生条线记者跑医院。“后SARS时代，又逢医疗体制改革启动，全社会对卫生行业关注度都很高，这又是一个有一定专业度的领域，对报道的严谨性、准确性、可看性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007年1月 李吟涛在进行连体婴儿分离手术的直播
李吟涛说，在学校里，自己从未想过将来会从事新闻工作，毕竟编导毕业生们的去向都在纪录片与影视剧领域。是在新闻中心的两次实习，让他决定选择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当你的稿子被录用，采制的报道帮助社会公众澄清谬误、增进对新事物的了解，或是为需要帮助的群体发声，这种成就感是很难拒绝的。”
除了专业学习和实践，李吟涛也热衷于投入校园社团和学生会工作。一进大学，他就加入了“扬之水”话剧社。最初，因为专业对口，他在话剧社的主要工作是演出宣发与音效制作。除此之外，话剧社每年两场重要演出，还会涉及到场地租借、演出宣发、票务销售等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李吟涛也积极参与。
2006年5月 李吟涛（左）在华师大小剧场演出相声剧
在他看来，社团是学生接触社会的一个重要契机，社团运行和演出落地离不开会费、赞助等资金运转，对非盈利性质的学生社团而言，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给话剧排演的各个环节，对最终的呈现效果都有重要影响，从中亦可窥得社会运转的基本逻辑。大二担任一年剧社社长之后，李吟涛在大三时参选校社团联合会，并当选副主席，负责文化类社团的管理服务工作。传播学系成立后，他又担任系学生会主席，无数次的实践，让他积累了更多走出象牙塔的经验与底气。
声音的可能性
李吟涛对“声音”的追求与坚持要追溯到他的童年。他的父亲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母亲是厂里广播站的播音员。年幼的李吟涛喜欢缠着母亲给自己讲故事，一期《故事大王》有十几篇故事，每天不听几个故事就不睡觉。有时候母亲都觉得困了，他却还不满足。母亲只好将故事录在磁带里放给他听。听多了就会背了，背多了就学会讲了，再到后来，年幼的他学会了自己录故事，播给自己听，也就此结下与音像制作的不解之缘。
四岁的时候，李吟涛就在区里举办的幼儿故事比赛中崭露头角。小学一年级，他已经手握两个全国故事比赛的一等奖，并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演播组，专门为儿童类广播节目、唱片或广告等内容配音。上世纪80年代末，音像出版社开始制作面向儿童的磁带作品，李吟涛也参与到音像制作中，从听磁带里的声音到自己成为了“磁带里的声音”。
到1990年代初，许多国外影视作品引进中国，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成长的烦恼》。这是一部来自美国的情景喜剧，情节围绕着五口之家的日常生活展开。李吟涛跟着上海电视台译制部的老师一起，“坐在张欢老师（《成长的烦恼》中母亲麦琪的配音员）的腿上”，为大儿子迈克的童年时期配音。
尽管只参与了短短两集的配音工作，当二十多年后《成长的烦恼》中文配音演员们再度相聚于访谈节目《环球交叉点》时，李吟涛还能记起当时参与配音的情形。主持人打趣地将他称作“小童星”，李吟涛只是笑了笑，现在他依然觉得自己不算童星，“不露脸的算啥‘星’，没人认识我。”
但是声音的意义也许比想象中的更重要，那属于译制片的独特腔调，总能让80后回忆起当时坐在14寸飞跃牌黑白电视机前，挖着光明冰砖，叫上好友准时收看《成长的烦恼》，听着剧中台词哈哈大笑的悠闲时光。声音能够珍藏时间、定格记忆，或许李吟涛正是在参与音频制作中认识到了这点，才会一如既往地喜欢与各式各样的“声音”打交道。
2006年5月 李吟涛在《我型我show》比赛中
如果说年少时对“声音”的热爱还是出于兴趣，工作后的李吟涛对“声音”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10年，由李吟涛参与主要制作的新闻报道《土方车“专营”不专：好经怎么会歪了？》获评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作为系列报道中的一集，这组报道聚焦于转运工程渣土的大型“土方车”为何屡屡导致交通事故，李吟涛与同事多方追踪采访，发现了土方车在管理上存在的疏漏。报道播出后，土方车的管理问题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出台完善了多项管理措施。
在各处建筑工地间追访土方车时，李吟涛从未想过这篇报道会获奖，推动力只是内心隐隐的正义感：“只是在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推动一些需要推动的事。”但报道带来的社会效益让他意识到，“声音”并非只能在舞台上和广播中回响，坚守新闻理想、为社会进步奔走的采访、采写的报道也能成为一道嘹亮的号角。
李吟涛所追寻的“声音”拥有了另一种意义，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或保存记忆，而是为了记录一个时代，推动积极的变化、“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自己的声音承载了受众的渴求与期望，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力量，即便对自己的职业有过迷茫，李吟涛仍经常从中收获力量，“创作的内容能被人看见与认可，对一个传播者来说，是莫大的荣耀。”
保持紧迫
二十年来，李吟涛始终深耕新闻行业，尽管现在怀疑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渴望探索新闻行业更多可能性的目标从未改变，支撑他的原动力是一种紧迫感。“在学校里我就觉得自己学不够，到了电视台里工作发现还有更多东西不懂”，即便从业20年了，这种紧迫感依然追赶着他： “电视台有2万多个人，各种各样的工种，能学的有很多”。新媒体浪潮正滚滚而来，停下学习的脚步，就意味着 “被新媒体颠覆”。
学习，伴随着李吟涛每一次职业转型。初入职场的四年，李吟涛一直在上海广播电视台的社会新闻组做记者。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提交稿子，粗编好镜头，剩下的工作就可以交给编辑部处理了。但李吟涛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一有空就跑去编辑部跟老师们学习精编，“没有人要求我，但我觉得这在以后也许是人人必会的技能”。
机会很快来了。2009年的一天，《新闻透视》的主编找到李吟涛，“听说你会精编，有没有兴趣来《新闻透视》？”比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更“年长”的《新闻透视》栏目，算得上新闻评论节目“皇冠上的明珠”，围绕社会关注的重大议题展开剖析与探讨，考验记者的发现、评论和逻辑思辨能力。按照工作流程，《新闻透视》的记者必须自己完成节目精编，而年轻记者里，有能力独立完成后期剪辑的，只有他了。
2010年5月 李吟涛在世博会新闻中心
惊喜之余，李吟涛甚至觉得自己的能力会不会“配不上”这档栏目，担心自己会被“打回来”。在部门主任的鼓励下，最终他还是决定去试试。对《新闻透视》来说，紧追时事热点，一直是节目的一大特点。一开始李吟涛还有些忐忑，对主编说，自己“手脚慢，恐怕抢不了片子”。结果第一天上岗，就被迫“抢片子”，他也很快进入了这个战斗的团队。
《新闻透视》最低要求是每周完成一条片子，但最多的时候李吟涛一个月做了十三条，甚至累得在马桶上睡着过。高强度的工作让李吟涛练就了快速进入选题、精准找到切口、完成采访后快速出片的能力。他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日常往往三个记者一组，上午开会讨论当天选题，通过审批后中午就出门外采，下午三四点回来分工合作，从写稿到精编再到主持都是记者们自己上，连轴转下来，晚上七点节目播出后，三个人累得“就像死过一次一样”沉默，直到有一个人开口问“明天我们拍什么，选题还空着”，大家再投入到新一轮头脑风暴中。
但直到现在，李吟涛仍然认为在《新闻透视》的四年是自我成长最快的时期，“积累了人脉关系，比同龄人更早地熟悉了社会运作的规律，也掌握了与不同人打交道的方法，能够更快地‘撬开他的嘴’，拿到我想要的采访。”
2012年，李吟涛被任命为一档全新早间资讯节目《上海摩天轮》节目的负责人，当时节目组只有两名成员，设计节目版面，搜集选题，组织录制、担任主持人，就连视频上的特效都是自己制作，在“三头六臂”式的工作中，他对于节目全流程的工作更为熟悉。
也正是这一年，微信推出了公众号功能，李吟涛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是未来传媒的发展方向。于是，他在全中心率先注册了栏目公众号，开始在长图文与短视频端进行尝试，还会经常性地与网友互动，甚至做起了团购，“对于三个人的小团队来说，太复杂的事情或许做不了，但能去尝试新媒体所带来的新玩法”。
2012年10月 李吟涛在赴西藏日喀则电视台交流的路上
接触新媒体后李吟涛意识到，对于一档栏目来说，“对象感”十分重要。“每周末早上七点半能爬起来看电视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喜欢什么东西？我们要怎么从他们喜欢的东西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去服务他们？”李吟涛当时思考的内容正是现在新媒体领域的“垂类细分”。
2016年，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甫一成立，李吟涛便回到曾经奋战的新闻采访部，开始从事新媒体短视频的创作。从尝试新玩法开始转向真正接触新媒体，与传统广电一起探索融合转型的道路。起初，李吟涛将有价值的新闻二次加工成传播力更强的短视频，再分发给流量资源更丰富的视频平台，但过程中他只能扮演一个内容生产者，无法实打实接触内容传播与流量转化的环节，也无从谈起“掌握新媒体的底层逻辑”。
“自媒体究竟是怎样利用平台算法，获得粉丝的青睐，进而实现流量增长和变现的？”一种紧迫感再一次爬上心头。2020年，李吟涛跳槽到快手，“我想从另外的角度观察互联网的生态，也发现以前自己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区”。尽管这段工作不算特别顺利，李吟涛在快手待了半年多就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但他仍觉得这段经历十分宝贵，“至少从创作和运营的角度上来说，我发现了一些崭新的，能够引起用户喜欢的视角。”
命运兜兜转转，时代风云变幻，年少时从未想过要投身新闻工作的李吟涛在新闻业一呆就是二十年。尽管“新闻无用”的浪潮屡屡翻涌，传媒的黄金时代业已落幕的争论也时常泛起，但李吟涛并不理会这些问题。正如一开始加入采访部时的单纯想法一般，他关注着自己感兴趣的议题，闲暇时为公众号《侧耳SH》录制几首散文或诗，兴致上来，还在“全民K歌唱上几句”，随后打开朋友圈，对新转发的片子写下几句“锐评”。二十年如一日，他还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传播学院二十周年院庆祝福
在全媒体、融媒体时代，传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被重视，传播永远都不会过时。
——李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