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院学术 | 王焰:“十五五”时期大学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服务学科发展、创新转型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

发布时间:2026-04-23浏览次数:12

本文原载于《编辑学刊》2026年第4期,作者王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出版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

 “十五五”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国家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数字技术深度介入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大学出版社亟需从以规模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价值塑造与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发展路径。立足新时代高等教育与出版业发展的现实背景,文章从主题出版、内容生产、融合发展与全民阅读四个方面,系统分析大学出版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通过四方面的协同推进,大学出版社有望在技术变革背景下进一步凸显其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长期主义、主题出版、内容生产、融合发展、全民阅读


“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是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关键阶段,也是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型的战略攻坚期。伴随高等教育体系整体质量的提升,出版业同样面临深刻转型:一方面,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另一方面,国家层面对文化建设、学术创新与国际传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问题,越来越深刻地关联到其在学术体系建构与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功能定位,而不再局限于市场规模或经营效益。

作为连接高校学术资源与社会文化需求的重要出版主体,大学出版社既承担着服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基础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国家知识体系与文化话语的生产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创建新办、曲折探索前进、深化改革和高速发展、转企改制后的稳定发展。进入“十五五”时期,其所面临的挑战呈现出新的结构性特征:主题出版的价值引领要求持续提升,学术出版专业内容供给与学术需求之间的匹配度有待加强,数字化转型在技术与机制层面仍存在瓶颈,而全民阅读背景下优质学术资源的社会转化能力尚显不足。

这些问题表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已难以继续依赖数量扩张或单一产品增长模式,而需要在内容结构、生产方式与功能定位等层面进行系统调整。如何在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的前提下,提升内容生产质量,回应技术变革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并更有效地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成为“十五五”时期大学出版社必须正视的核心议题。基于此,本文从主题出版、内容生产、融合发展与全民阅读四个方面,探讨大学出版社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一、主题出版:以价值引领夯实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基础

(一)理论逻辑:主题出版的知识转化功能

从文化生产理论与知识社会学视角看,出版并非简单的文本复制活动,而是意义生产、知识重组与社会建构的综合过程。主题出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学出版社价值坐标的核心板块,在于其承担着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系统知识”的中介功能。这一转化过程,构成主题出版的基本理论逻辑。主题出版是大学出版社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参与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内容形态,其核心并不在于对政策文本的简单再现,而在于通过系统化的学术加工,将相关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转化为具有知识形态的出版物。

从理论层面看,主题出版具有鲜明的双重属性:其一是价值属性,即政治性,体现为对国家发展理念与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系统阐释,是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是知识属性,即学术性,表现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学理化回应与理论深化,是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路径。从出版实践看,主题出版往往以政策文件或纲领性文本为起点,这类文本在表达上高度概括,重在指明方向。大学出版社的任务,则是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依托高校学科资源,通过学理分析、历史梳理与问题展开,使相关内容进入可研究、可传播、可积累的知识体系。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对知识结构的再组织。

同时,主题出版还承担着将现实问题引入理论研究的重要功能。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议题,大学出版社可以通过组织专题研究、学术专著或系列出版项目,引导学术界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深入讨论,使现实议题逐步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由此,主题出版不仅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而且是推动学术研究持续深化、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实践路径:形成层次清晰的主题出版结构

在实践层面,“十五五”时期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可通过构建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内容结构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价值引领为目标的基础性出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与重要理论成果,组织权威学者撰写具有导读性质和阐释功能的著作,重点在于把握政治方向与价值立场,准确传达核心思想,确保主题出版的正确导向与整体高度。

二是以学术深化为重点的专业性出版。依托高校学科优势,鼓励围绕主题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推出具有明确学术问题意识和研究创新价值的成果。这一层次的出版更强调学术规范与理论贡献,有助于提升主题出版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认可度。

三是以传播拓展为导向的公共性出版。积极探索新的选题题材和出版形式,从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上提升主题出版品质。通过通俗化表达与多样化传播形式,将部分研究成果转化为面向更广泛读者群体的文化产品,包括青年读本、数字课程资源等形式,使主题出版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影响。

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最终应体现在其形成具有持续影响力的知识成果。如果出版物仅停留于对政策内容的即时解读,其影响往往具有明显的时效性。相反,当主题出版在文本质量、理论深度与知识体系建构方面不断积累,其价值便可能超越特定阶段,成为长期可被引用和研究的文化资源。

为实现这一目标,大学出版社需要在选题策划、作者培育与品牌系列建设等方面形成相对稳定的机制,避免简单化和口号化表达,注重历史视角与比较研究的引入。只有当主题出版逐步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出版品牌和作者群体,其功能才能从阶段性传播延伸至长期文化积累。2026年2月,教育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名单公示,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大学社共有82个品种入选,能看出诸多大学社在主题出版方面的重点布局。

二、内容生产:长期主义取向与编辑主体性的坚守

在人工智能与算法推荐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背景下,知识生产呈现出显著的加速特征。与此相伴的,是内容形态的碎片化、表达方式的同质化以及判断深度的弱化。面对这种以流量效率为导向的生产机制,大学出版社在“十五五”时期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如何在速度与数量上与技术系统竞争,而是如何在知识价值与时间尺度上确立自身不可替代的位置。

(一)战略取向:从即时反馈转向长期积累

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高度普及的语境中,信息本身已不再稀缺。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讨论的那样,技术复制会削弱作品的独特性与时间沉淀所形成的价值。今天,这一判断在知识生产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结构完整、语言通顺的文本可以被迅速生成,但真正依赖长期研究、思想积累与学术训练的成果,反而更显稀缺。

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出版社有必要重新确认以时间为尺度的内容生产逻辑,将出版资源倾注于具有长远学术生命力与社会影响力的文化精品中。与追求即时反馈和短期回报的出版模式不同,学术出版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其延迟显现的影响力之中。许多重要著作并非在出版当下即获得广泛关注,而是在持续的学术引用和教学使用中逐步确立其地位。这种“慢变量”的积累过程,构成了大学出版社区别于一般商业出版的重要基础。

因此,与其将出版资源过度投入于快速消耗型产品,大学出版社更应依托高校学术体系,护好教育基本盘,做好教材升级、渠道拓展,稳定推进经典文献整理以及重大学术工程的持续建设。聚焦内容深耕,打造差异化核心竞争力,构建精品内容的协同生产体系,推动学术成果的高效转化与价值延伸。坚持长期主义,致力于策划和出版那些“二十年后依然会被学者郑重引用”的学术专著。长期主义能够形成优秀的图书品牌,是打造有记忆、有观点、有生态的出版机构的关键所在。通过系统性选题策划和长期投入,形成具有稳定学术生命力的出版成果,既有助于提升出版社的专业声誉,也能为其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基础。

落实到具体实践中,重申“大项目、大系、大书”的战略地位显得尤为关键。在信息过载的语境下,单体图书的社会影响力极易被消解,唯有通过体系化、集群化的标志性文化产品,方能形成强大的学术声量。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六点图书”为例,此类历经数年乃至数十年潜心打磨的出版工程,不仅构筑了出版社的学术护城河,更在长期的知识积累中沉淀为“文化记忆的锚点”。品牌IP在此不再仅仅是商业层面的无形资产,更是学术共同体价值认同的具象化载体。

(二)角色定位:算法环境中编辑的专业判断

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出版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技术依赖倾向。在某些实践中,编辑工作被简化为流程管理或文本校对,似乎可以被算法系统部分替代。然而,从知识生产的整体结构来看,技术工具的介入并未削弱编辑的专业地位,反而凸显了其在价值判断与意义建构层面的不可替代性。

AI工具、校对软件等擅长处理已有文本与数据,但难以理解知识生成背后的学术脉络、问题意识与社会语境。尤其是在算法推荐可能强化认知偏向、放大既有兴趣结构的情况下,编辑的专业判断显得尤为关键。编辑并非简单地顺应读者偏好,而是在选题策划、内容取舍与表达方式上,引导学术成果进入更为开阔的公共讨论空间。

这种角色定位对于出版实践而言,具体落实为对学术质量的坚守、对问题重要性的判断以及对图书产品长期影响力的审慎考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编辑的尊严与主体性,更多体现在他们能够凭借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学术洞察力,去发现那些被市场喧嚣掩盖的、短期内未必显现市场潜力但极具思想穿透力的遗珠,也体现在他们有勇气选择有社会意义的图书选题,为读者提供更深刻的学术产品。而大学出版社的人才培养路径,也将呈现出技术融合与数字化转型、跨学科与跨领域合作、国际化视野与全球化布局,以及个性化培养与职业规划并重等发展趋势。

(三)外溢路径:以内生质量支撑国际传播

高质量内容生产不仅关乎国内学术生态的完善,也直接影响中国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场域中的可见度与影响力。在“十五五”时期,大学出版社的国际传播实践有必要从以项目推动为主的外向型模式,转向以内生内容质量为基础的自然扩展。通过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国际学术交流场域中占据主动,实现讲好中国故事的深层战略目标。

相较于单纯的版权输出或形式性合作,真正具有国际传播潜力的出版成果,往往源自扎实的本土研究与清晰的问题意识。当出版物能够在方法、概念或经验层面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其传播便不再依赖外部推动,而表现为在学术界的广泛传播与肯定。国际传播将成为高质量内容生产的自然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大学出版社的重要任务,在于通过稳定的选题方向与持续的学术积累,逐步形成能够被国际学界识别和引用的知识成果。只有当内容本身具备充分的学术说服力与原创性,国际传播才能从策略性行为转化为长期有效的学术交流,才能加强“走出去”的成果建设。

三、融合发展:从封闭运行走向开放协同

如果说内容质量决定了大学出版社在“十五五”时期能够走多远,那么融合发展的深度则直接影响其能否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效能。在数字技术全面介入出版活动的背景下,出版转型的关键已不再是介质形态的更替,而在于生产方式、协作结构与价值实现路径的系统调整。对大学出版社而言,能否从相对封闭的运行模式,转向更具开放性和协同性的发展形态,成为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一)运行逻辑的转变:从线性流程到协同网络

在传统印刷出版条件下,出版社通常围绕稿件加工与产品生产形成相对封闭的运行体系,从选题策划到编辑加工、印制发行,强调对流程的整体掌控。这一模式在媒介形态相对稳定、传播渠道较为单一的阶段,有效保障了出版质量。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内容生产、传播与使用环节被不断拆解并重新组合,出版活动逐渐嵌入一个由多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之中。出版不再是作者与编辑之间的线性合作过程,而是由作者、编辑、技术工具、平台机制和读者反馈等共同参与的动态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出版社难以再以“全流程控制者”的身份独立运作,而更需要通过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维持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整体稳定。

在此意义上,大学出版社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其核心能力不仅体现为对单一出版环节的精细把控,而且更多体现为在作者、编辑、营销、发行及读者之间进行组织、连接与整合的能力。出版社在出版流程中的位置,取决于其能否持续提供高质量的内容、有效地组织学术资源,并在复杂协作中保持专业判断。

(二)运行机制的调整:在协同中塑造公信力

运行逻辑的变化,必然带来业务机制的相应调整。在数智化环境中,大学出版社的比较优势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长期积累的学术规范与内容筛选能力。随着生成式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来源的可信度问题日益凸显,这反而放大了大学出版社在知识认证与价值甄别方面的独特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出版社有必要将自身的编辑规范、审校流程和学术评议机制,转化为可被识别和信任的内容质量标识。通过完善内容审校、版权管理,使所生产的学术内容在数字传播环境中保持清晰的权威性。这种基于制度与流程形成的信任机制,是大学出版社参与数字生态竞争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融合发展也意味着协作方式的调整。大学出版社应通过引入AI辅助编校系统、共建专业知识图谱等方式,与技术机构、数据平台等主体进行协同合作,实现传统出版流程的智能化改造与效能跃升。在内容传播层面,学术成果的社会转化同样依赖跨界协作。诸如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已成为知识内容被再加工和再传播的重要场域。大学出版社必须以专业判断参与其中,引导学术内容以适当形式进入公共传播空间,既有助于扩大影响,也能延长知识产品的使用周期。

(三)发展形态的延展:由出版产品走向知识服务

融合发展的进一步结果,是大学出版社业务形态的拓展。随着数字技术对知识使用方式的改变,出版物(特别是教材、教辅等教育类产品)的价值,不再完全体现在单次销售或阅读行为中,而更加需要出版社提供可持续服务的产品与场景应用,如“书 +课+平台”模式。在“十五五”时期,大学出版社可以在不偏离学术出版主业的前提下,探索更具延展性的知识服务形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重构知识服务价值链,加快知识服务转型,营造全链条知识服务生态,推进契合知识服务转型的商业模式创新。

依托长期积累的专业内容资源,出版社有条件围绕特定学科或应用领域,参与知识工具和服务体系的建设。相较于缺乏专业语料支撑的通用大模型,大学出版社拥有海量的、经过严格同行评议的垂直领域高质量数据。以此为基础,大学出版社可以通过技术赋能,训练具有高度专业性与精准度的“垂类大模型”或数据库。在此模式下,大学出版社交付给用户的不再仅仅是数字化的文本(如电子书或文献数据库),而是能够直接嵌入高校科研人员文献检索、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等具体应用场景的“智能知识解决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出版社的角色也由传统意义上的产品提供者,逐步转向知识资源的组织者与服务者。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放弃出版的核心价值。相反,只有在内容质量、学术规范和编辑判断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相关服务形态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融合发展的意义,正在于通过结构调整,使大学出版社在数智环境中继续发挥其作为专业知识中介的独特作用。

四、全民阅读:在公共文化体系中拓展大学出版社的社会功能

全民阅读已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增强文化自信与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基础工程。随着全民阅读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其目标已从单纯扩大阅读覆盖面,逐步转向提升阅读质量与内容供给水平。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出版社的功能定位,也有必要从以高校内部服务为主,拓展至更广阔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中。

由国务院公布并已于2026年2月1日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在制度层面明确了出版机构在阅读推广中的责任边界,特别强调提升出版质量、优化内容供给与拓展公共阅读服务。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出版社的功能定位有必要从“服务高校内部教学与科研”的相对封闭结构中走出来,主动进入公共文化视野,参与社会阅读结构的重塑。大学出版社在学科资源、作者群体与学术规范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更能实现从专业出版机构向公共文化参与者的功能拓展。

(一)理论视角:高端知识资源的公共转化

阅读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文化行为,也是文化资源分配与流动的重要机制。大学出版社长期积累的大量学术成果,本质上属于高度专业化的知识资源。这类资源如果仅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流通,其公共价值难以充分显现;而通过适当的转化机制,则有可能进入更广泛的社会阅读体系,形成面向公众的文化供给。

在这一过程中,大学出版社可以被视为高端知识资源向公共文化资源转化的重要中介。一方面,其在选题策划与内容生产中形成的专业判断,有助于筛选具有公共意义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通过编辑加工与表达方式调整,原本专业性较强的内容在不损害学术内涵的前提下,将具备更好的可读性与传播性。由此,学术出版不再只是知识积累的终点,而成为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起点。

(二)实践路径:构建多层次的阅读参与机制

在具体实践中,大学出版社参与全民阅读,需要形成相对清晰且可持续的工作路径,而非零散、临时性的活动安排。围绕内容、空间与媒介三个层面,构建多层次的阅读参与机制,是较为可行的方向。

在内容层面,大学出版社可以在保持学术出版主业的同时,适度开发面向公众的知识读物,打造分层化阅读产品体系。例如,围绕基础学科、人文素养与现实议题,策划具有通识性质的出版物;针对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探索更具问题意识与案例导向的表达方式;在服务基层文化建设方面,结合乡村振兴、社区发展与职业技能提升等需求,推出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产品。这类内容并非学术成果的简单“降级”,而是经过重新组织后的知识再表达。

在空间层面,大学出版社可依托高校资源,与地方公共文化机构形成协同机制,构建校地协同的阅读共同体。例如依托高校举办读书节、专题讲座,同时与地方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形成合作,使学术资源进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逐步建立稳定的阅读推广网络。这种校地协作模式,有助于提升大学出版社在公共文化体系中的可见度,也为学术资源的社会转化提供具体而稳定的现实场景。

在媒介层面,大学出版社应主动适应媒介环境变化,实现数字化阅读的推广创新。例如,加强电子书与数字内容建设,实现纸电同步出版;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与知识平台传播阅读内容,提升品牌曝光度与互动性;开发线上读书社群与知识课程,实现阅读与学习的深度结合,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阅读结构和持续互动的读者关系。这种方式尤其有助于突破传统纸质出版在传播半径上的限制,扩大阅读的触达范围。

(三)效能评估: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评价取向

与市场化出版不同,作为公共文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阅读的成效不宜仅以发行量或销售数据作为衡量标准。大学出版社在参与相关项目时,有必要建立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在评价指标设计上,可以从阅读覆盖范围、参与深度与社会影响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例如,构建“阅读覆盖度指标”,包括读者参与人数、阅读活动次数与区域覆盖范围等,用以衡量阅读推广的广度;建立“阅读深度指标”,通过读者反馈、问卷调查与线上互动数据,评估阅读内容对知识理解与价值认同的影响;设置“社会影响力指标”,包括媒体报道、学术引用与公共讨论度等,用以衡量出版内容在社会层面的传播效果。同时,建立长期跟踪机制,对阅读推广项目进行阶段性评估与持续改进,使全民阅读成为可持续的系统工程。在评估体系建设过程中,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将公共文化价值作为核心标准,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实现两者统一。

总体而言,“十五五”时期大学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不再是单一业务领域的优化升级,而是整体发展结构的系统性调整。主题出版、内容生产、融合发展与全民阅读,将分别对应价值引领、知识积累、运行机制与社会功能等不同层面,共同构成大学出版社转型发展的关键支点。

在这一整体框架中,主题出版为发展方向提供价值坐标,内容生产构成学术与知识基础,融合发展重塑运行方式,而全民阅读则将大学出版社嵌入更广阔的公共文化空间。四个维度相互联动,形成由内部积累向社会延展的动态结构,使大学出版社既能坚守学术出版的专业底线,又能在公共文化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

因此,“十五五”时期大学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应从分散应对转向结构协同,从局部优化转向整体提升,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唯有在整体框架中统筹推进四大维度,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面向未来,大学出版社需要坚守“学术为本、文化为魂”的价值初心,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回应社会需求之间建立稳定而开放的结构平衡。通过制度创新与理念更新,在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的深度融合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真正成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文化自信的重要践行主体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推动者。

(注释略)


引用格式参考:

①王焰.“十五五”时期大学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服务学科发展、创新转型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J].编辑学刊,2026(4):4-10.

②王焰.(2026).“十五五”时期大学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服务学科发展、创新转型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编辑学刊,(4):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