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院学术 | 季桂保：以出版为“志业” ——读《出版的品格》

哈罗德·布鲁姆在他那部被经常引用的《西方正典》一书中曾经说过：读书必有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这种慨叹，差不多点出了编选形形色色“读本”或“选本”的必要理由。布鲁姆同时提出：一部好的文选，能够在当下的语境中让经典获得第二次生命。按照我的理解，选本之为好，不只是把所选篇章如其所是地堆垛起来原样原貌加以呈现，而是力图在编排安顿中织就知识图谱、勾陈文本意义。可以认为，好的选本本质上就是一个知识生产和知识重建的过程。

对照布鲁姆的标准，新近出版王为松编选的《出版的品格》一书，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好的选本。编者从业30多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编书、写书，始终与文字做周旋、与书籍打交道，曾经以“如果没有书，我会在哪里”为题撰文表白自己终身托付出版界的心迹，在自己的编辑职业生涯收官之际，以编选一部《出版的品格》作为当代出版人对“什么是好的出版”加以思考的一个总结，无疑是一件功德巨大的事。

《出版的品格》

王为松 编

光启书局

选本分“以出版为志业”、“阅读与思考”、“出版与未来”三个部分，探讨了“出版是什么”“我们今天如何做出版”“未来出版的出路”之类的话题，选文作者主要是当代出版业界和学界的代表人物。如所周知，上述相关论题，学界和业界的文章可谓洋洋大观，编选者选择什么、舍弃什么，某种程度上是编选者“学术权力”的一种施行。编选即权力；当年布鲁姆在编《西方正典》时只选了他自己属意的26位作家，就曾经被看作是一种太过个人化的选择。当然布鲁姆对此解释说，自己“漏掉”其他那么多作家并不是他们不伟大，而是因为“一本书容纳不下四百位人物”，于是他在书后附录了一份长长的“经典书目”。《出版的品格》一书的后记也说：“我选的大多是我所熟悉了解的作者，或者说是曾经打动过我的文字，让我对出版有过更深的体悟与认知”。可以看出，“自己所喜欢的文字”仍然是编选的重要标准，即便如此，透过整部《出版的品格》，我们还是可以清晰看出资深出版人对出版底层逻辑的思考脉络。

《出版的品格》所涉论题包括张元济、王云五、陈原、范用、点校本《二十四史》、“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走向世界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读库”、“牛津通识读本”、《章太炎全集》、《陈寅恪文集》、《唐五代诗全编》等等，论题基本涵盖了现当代出版业界和学界所关心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图书出版是一项知识积累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工作，需要有很强的使命意识、历史担当、专业精神、开拓视野和严谨态度，借用《出版的品格》所选范军先生一文来说，“出版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因为出版对读者（受众）、对社会、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贡献和价值，主要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方面。（《出版的品格》，第334页）中国出版界需要能舍弃过分的功利、有文化担当和理想情怀的出版家。《出版的品格》所选董秀玉先生的《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一文，为这种有文化担当和理想情怀的出版家做了具体生动的画像：相对于职业化出版，文人化出版有更多的独立思想，更多的个人化兴趣和对文化的多样化追求，像范用先生那样的编辑主导型出版家必须爱书、爱读书、爱思考，必须有很强的文化责任感和职业敏感，必须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同时眼界还要高一点，还要关注细节，步步到位。由此看，《出版的品格》书名中的“品格”一词想来用一个英文词汇做对应的话，首当其冲差不多就是“calling”一词，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志业”——以出版为“志业”，就是听从这项神圣事业的感召，把出版活动和自己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倾己一生为这项天职付出努力。

出版是一项文化事业，同时也是一种特定类型知识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活动，具有显著的产业特征；《出版的品格》照顾到了这个重要面相，编选了有关学术期刊、印刷技术、数字出版等全新话题的文章，讨论了知识重构和技术变迁生态下的未来出版图景。如选本所选陈昕先生《我的出版观》一文所揭示的，从产业角度观察出版离不开内容、技术和资本三个维度，其中内容永远是根本，需要坚持长期主义的理念和质量至上的原则；技术是手段，必须跟上技术迭代的步伐；资本是重要的推动力，必须顺应产业变革的潮流。在此三个维度之外，作为创意产业的出版产业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人，“没有一批充满理想又脚踏实地、热爱出版又耕耘奉献、高瞻远瞩又善于谋划的出版家，没有一支懂出版、知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出版人队伍，出版产业的转型、创新和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出版的品格》，第40页）

与其他很多选本不同的是，编选者还特别重视出版业界和出版学界之外一批人文学者的相关著述。这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和编者一起编选《另外一种散文》时，所选对象主要就是人文学者所写的“学者散文”。如今，《出版的品格》一书把相当一部分篇幅留给了葛兆光、张汝伦、王晓明、陈思和、李长声、恺蒂等人文学者所写的“另外一种出版”。像葛兆光《第一等的题目与第一等的书》、张汝伦《阅读经典是人类成长的基本方式》、王晓明《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越要读一本一本的书》等选文，可以为读者带来出版业界和出版学界专业人士以往可能忽视或缺失的“另类”思考维度。

经典化或正典化是文化得以积淀、知识得以合法化和权威化的重要途径，每个时代和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各自的正典化焦虑；对于编辑出版这门相对年轻的学科而言，其正典化的焦虑似乎更深重一些，尤其是编辑出版在构建和完善自身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当下又遭遇“视听的诱惑”以及人工智能大潮，其正典化的焦虑尤显突出。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版的品格》一书的出版适逢其时。编者在该书“后记”中说，选在这本册子里的文章，是“集众家之所长，来探究出版的品格……给后来的现代出版人一个简明的读本，让他们可以快捷地了解曾经辉煌的传统出版的真义”。通读下来可以发现，这部“现代出版人的简明读本”，对于编辑出版学加快构建和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也属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