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传播学院2002级新闻学专业校友，新华社上海分社编委、音视频部主任，获新华社新锐青年、上海市宣传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入选新华社首批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上海新闻奖等奖项。参考报道多次获中央领导批示。
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届新闻学毕业生初入职场时，做记者的不在少数，但逐渐有人选择退出、转行。而潘旭2009年研究生毕业后就入职新华社上海分社，今年已经是他做记者的第15个年头。“但于我本人而言，记者这条路一定是要坚持走到底的，我与这份职业之间已有了太多的羁绊。”
大上海保卫战期间，潘旭在“四叶草”三号馆二楼等候方舱医院开舱
从0到1——和传播学院一起成长
2002年之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系只有开办10年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2002年起，传播学系开设新闻学专业和广告学专业。当时刚参加完高考的潘旭无法预测首年招生的新专业分数线会如何，凭着一腔热情直接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后来事实证明“分数线非常高”。
出于一种单纯的专业想象，他填报的第二、第三志愿也都是新闻学，“读中学时对记者的认识可能也比较粗浅，就觉得记者可以到处跑，是个杂家，兴趣在哪就去接触什么，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在这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驱动之下，潘旭被华东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录取，成为了这个专业的首届学生。
“从无到有，从0到1”是潘旭对大学生活的印象。潘旭读大二、大三的时候传播学院雏形渐成，开始从中文系独立出来，但许多课程同学们还是与中文系、以及当时同样初建的对外汉语学院同学一起上，传播学院首任院长王晓玉也来自中文系。这种文学底蕴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学生的个人气质和写作风格中。“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同学中很多人都还喜欢看非常文艺青年的小说。”
“从0到1”意味着一种朦胧感、一种不确定感。潘旭承认那时周围很多同学对新闻学的认知可能都不够健全，“我们这些学生四年之后会有多少会做记者？可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但潘旭坦言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踏入职场，他基本上保持了最初报考新闻学时的初心。本科毕业后他做了一年老师，同时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出于对国际传播方向的向往，他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读研，事实证明他颇具前瞻性——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和广度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下不言而喻。“现在做新闻，其实对内对外的界限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了，所以记者都要有国际传播的意识和能力。”
潘旭是教育记者出身。进入新华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潘旭都在跑高校这一条线，如今多了一些管理工作，但他一直和母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接受采访的几天前，潘旭刚采写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读》的新闻。他认为这本著作是华东师大思政教育的一个突破，“有必要为母校做好宣传”。
将新闻视作一份事业
母校在潘旭的职业生涯中始终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十多年前华师大第一届免费师范生（现为公费师范生）毕业后，按招生协议回生源地定向就业受到了阻碍，无法被当地教育系统完全接纳，毕业生教师编制也无法保证。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潘旭和同事们就开展了相关的采访并上报，最终让当年教育部免师生政策在地方教育系统回到了原来的理想轨道上。
身为记者，发布一篇作品，在传播范围内得到认可，就会获得成就感。潘旭认为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平台，都是同样的逻辑。“身为新华社的记者，我时刻要想的是怎么样能够让最广大的这个群众获益，群众迫切需要这样的作品。”依循着这样的信念，潘旭多年来积累的数篇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相关事件的进展。
多年后提起对第一届免师毕业生的报道，潘旭依然心潮澎湃，“虽然说只是师范生这一特定群体，但（这篇报道）涉及到全国的定向培养状况，而且第一届免费师范生所面临问题的解决会惠及接下来每一届学生，甚至对当时的脱贫攻坚事业都可以说是有直接意义的。”
不是每一篇报道都能有如此强大的社会意义，甚至有些报道本身就会成为遗憾，但潘旭一直怀揣着这样的信念——“你是能够让你所生活的这个地方，乃至于全世界变得更好的，哪怕帮一个群体也挺好。只要有这份心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总归会有自我价值认同。”
他认为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只要存在就值得坚守。而新闻业的特殊性还在于它
光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肩负着责任的事业。“就业肯定要考虑薪资待遇、户口之类的，但除了这些还考虑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情怀。薪资待遇是没有底的，但是理想信念是固定的，可以伴随着你走过很长一段路。”
大上海保卫战期间，适逢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迎来首批出舱患者，潘旭采访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学的核心
潘旭就读新闻学本科时，在传播学院任教的严三九老师（传播学院第二位院长）对潘旭影响深远。严老师在入职高校前也在新华社做了多年记者，所以他的课程和研究往往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径，将学界和业界结合得非常紧密，“媒体融合”这一课题最早就是严老师在研究；授课时，他认为“道”比“术”更重要，对新闻学学生的培养蓝图有自己的见解。也许当时未入职场的学生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严老师的深意，但若干年后“子弹正中眉心”，便得以了然。
在接受采访的两天前，潘旭碰到严三九老师，还同严老师回忆起多年前的校园时光——当时严老师负责教授新闻史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两门课程，他治学严谨，授课水平也非常高。“这两门课让我的新闻观以及其他很多价值观得以树立。我觉得这是学新闻最重要的事情。”
从业之后身处复杂环境的潘旭更能领会到新闻观的重要性。他模糊意识到，文笔再好也写不过诺贝尔奖得主，冲到事发现场的魄力也有限……“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意气风发、风风光光，但是三五年之后就到顶了。嫉恶如仇、锋芒毕露，都是对的，但不能只有这些。”
经过不断的自我叩问，潘旭的职业意识越发清晰，他清楚地知道新闻业不是一个来发财的地方，“其实说白了新闻记者手里的权利是人民的，你的采访权就是人民的知情权。”他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作自己的底线，在工作过程中尽力规避给公众或者更大层面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他做报道的时候会反复询问自己：有没有偏？
谈起近年来热议的“新闻无学”话题，他认为这种观点正体现了价值观的“偏”，“新闻学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校内学习的知识和实践有所不同很正常。大学是一个神圣的传授真理的地方，大学教育也不等同于企业订单式培养，不是完全为了就业而培养人的。”
在稳定中突破
从电视新闻时代一步步走到今天，潘旭承认时代对记者的能力要求转变了，“‘道’的方面都是一样的，‘术’的方面会有些不一样。”2018年起，潘旭开始负责音视频部的工作。虽然那时媒体融合的概念尚未出现，但新媒体已经炙手可热。从央媒到地方媒体都在发展新媒体，潘旭所在的新华社也不例外。“不能说媒体融合就等于视频，但至少今后比较长一段时间内视频可能还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特别是竖屏版。”
管理工作和其他条线的工作让他无法将精力百分百投入到自己最初钻研的教育领域，但他希望能够不断接触新鲜事物并加以判断。比如，他希望能将教育和现在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上海目前有二十几个大模型，与ChatGPT相比还有差距，“但并不代表就差到不值得报道，恰恰相反，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要做一些新闻宣传。有什么事情不是从差距开始呢？”
技术分去了媒体行业的权力，而潘旭则认为技术的发展是必然的，记者无需落寞。一来要把握潮流，比如新华社APP设立了“问记者”功能，记者会实名解答受众的提问，这根植于对社交媒体互动性的认识，“不仅是新华社，所有媒体都应该注重发布者和受众的互动。如果是新闻的话，那就记者去互动呗。”二来记者要找准自己的定位。看起来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发布者，分了记者一杯羹，但大众与记者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就在于采访权，也就是去获得新闻事实的合法权利。但如果记者把握不好这个优势，无法体现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那就是能力问题了”。
而权利也意味着责任。记者应该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为更多人所接受。潘旭曾采写一篇关于甲骨文破译的报道，用“破译一个甲骨文奖励10万元”作为标题踩准了受众意识，这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进一步的要求就是报道能够起到拨乱反正的效果。在淄博烧烤火热期间，新华社的一篇稿子就泼了“冷水”，正是在流量时代关注到了长足发展的重要性。哪怕是在校融媒体做一名记者，也有这样的责任。“学生会通过好多形形色色的论坛去了解学校的各种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受到错误信息的侵扰，我觉得作为一个校园记者也有必要去采访这件事，去告知大家真相是什么。”
找到非物质的价值
潘旭已经在新华社待了十五个年头，今后也不例外。在他的记者生涯中，有一座座外界赠与的里程碑——包括中国新闻奖、上海新闻奖，而他将之比作学生生涯中的奖学金，是一个阶段的证明，但并不是目的。“这个学期拿了奖学金，不错，但是你说你为了奖学金来读书的吗？也不是吧。”比起结果，他更在意过程中的忙碌和快乐，“最好的状态就是忙完一件事情之后非常累，但是这件事情做得很不错，然后可以安心睡一觉。”
2023年4月5日，潘旭在龙华烈士陵园进行清明节报道
在上海长大、读书、工作多年，潘旭与这座城市早已结下不解之缘。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哈姆雷特，可能留在上海的理由有千千万万个，而在潘旭看来，上海是一座有独特魅力的城市，“我觉得这座城市肯定能够让你有很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而非物质的价值是潘旭极力鼓励学弟学妹们去追寻的目标。“学新闻学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做记者，但一定要去找到非物质方面的价值，才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感，才会有更多坚持下去的理由，才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开心。挫折教育也很重要，要培养一定的抗压能力。”
传播学院二十周年院庆祝福
作为与传播学院共同成长的一代，由衷祝福传播学院在学院建设、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招生建设这四个基础方面上继续突破，能够在学界、业界有更大的影响力。
——潘旭
